技术决定战术进而塑造战争形态，智能化技术孕育智能化战争，智能化战争呼唤智能化指挥决策。指挥决策活动只有主动适应并满足不同时代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需要，才能发挥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功效。

指挥关系上下“互换”

互换，指方向、位置、角色的对调。现代战争中，指挥关系不是一成不变、不可更改的，而是随着作战需要不断调整变化的。

首先，指挥员与战斗员“同阶等能”。智能化战场上，战略、战役、战术界限趋近模糊，一次小型的战斗甚至是单兵战术行动都可能关乎战役、战略全局，从而使一个士兵或一个班组成为与一名指挥员所能创造的价值趋近相等。同时，由于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带来的信息双向互动优势使指挥链缩短，指挥员与战斗员之间往往是“垂直式”或“直达式”的指挥关系，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指挥员参与战斗、战斗员参与指挥决策的新局面，从而打破传统的由上至下的指挥与被指挥、决策主体与决策对象的二元对立关系，重新形成一个“地位平等”的指挥员与战斗员的等能、互换关系。譬如，在追捕本·拉登的“海神之矛”行动中，担任行动指挥官的是时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麦克雷文；而在美军远程猎杀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苏莱曼尼时，则是由普通操控手以人在回路的方式监视控制MQ-9“死神”无人机完成的。

其次，指挥链前端末端“互换位置”。现代战争行动也许不再由指挥员事前计划、预先部署、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由居于一线的有人或无人载体根据作战需要或态势变化采取实时动态地决策，自主同步地规划行动方案，并明确相应的作战行动条件，后方指挥员按照一线战斗员所提供的作战方案给予相应保障，包括情报需求、火力支援、行动策应与物资保障等，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链前端末端“对调”进而形成指挥关系上下“互换”，“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由前方调动后方，下级引导上级，从而实现科学决策、联动支持、精准释能。据悉，美军在阿富汗执行战斗任务时，通常都是由前线特种作战小组根据所发现敌人的数量、位置、装备等情况快速形成作战方案，向后方直接下达作战命令，指挥部根据前方指令派出飞机或导弹对目标区域进行火力覆盖，特种部队在获得支持后将敌人最终消灭并评估战果。

决策主体人机“互拟”

“互拟”是指人与机器互相模仿。众所周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人类进行技术革命的基本动因之一，无论是游猎时代古人开创石器技术制造工具、农工时代人类发明冶炼金属、火药、蒸汽机、电气等技术，还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互联网等新事物，无不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孜孜以求地寻求“行动替身”的进步史。在指挥决策领域，人类通过发明新技术、创造新工具，使工具由部分进而完全地成为人的“职能替身”和“行动替身”，促使决策主体由单一的人脑结构转变为“人脑+机脑”的融合式结构，形成人与机器的“互拟”形态。

一方面，主导决策的人类向“类机”方向增强。人类在推进工具信息化过程的同时，也在推进人类自身的信息化，从这个意义来说，智能化战争将是“全息化”战争。当前，脑科学、数字孪生、生物智能以及芯片技术正在合力促进人类社会由碳基向硅基转变，脑机接口、脑对脑移植、会聚技术等新兴科学研究将有望实现人脑与机脑的功能同质化，人类的意识能够复制给机器，也可以将机器中海量的信息、知识、算法转移给人类，从内部改善人类自身的机理和机能，从外部提升人类生存的空间和境遇，使人类冲破固有的思维与理性枷锁，完全摆脱生理与物理局限成为超越机器同时也超越人类自身的“超”人类。据悉，俄罗斯科研团队在莫斯科举办的“全球未来2045年国际会议”上公布了一项在人类与机器人之间进行“脑移植”的创造性研究计划，英国科学家曾宣称已经研制出可以让人类进行“脑对脑交流”的系统。

另一方面，辅助决策的机器向“类人”方向同化。虽然战争的史诗一直是在人类语境下、以人类为主人公、由人类抒写，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进展，作战主体多元化、多样化、多域化的演变突飞猛进，突出表现为作战工具与指挥工具集成一体，并由初期的机器人战士、无人武器等单体智能系统向智能专家系统、联合全域作战辅助决策系统等体系智能趋势方向发展，传统意义上指挥机构的职能逐步被拥有自主智能的“类人”系统取代。2021年3月，美军北方司令部在“全球信息优势演习”中，曾测试并验证了包含作战域感知、信息优势、跨司令部协同三个工具在内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该系统基于名为“探路者”的感知工具，汇聚全球范围内美军军用雷达数据以及卫星情报数据，创建并共享3D虚拟战场图像，使指挥官不仅了解作战对手在其作战域内的行动，还能更早、更清晰地掌握作战对手行动意图，增加决策空间和可选方案。

战法设计虚实“互寓”

互寓，是指彼此共存相通，并且能够互相包含与转换。智能与信息都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其显著的特性是“无声无形”“以虚代实”“似实还虚”。正因如此，现代战争界域已经从陆地、海洋等有形疆域拓展到网络、认知等无形疆域，从此域到彼域的逐层递进、不断虚化，引导战法设计由昔日的“以实为主、以实击实”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以虚主导、虚实交互”。

武器之“虚”。信息革命创造了虚拟世界，智能革命创造了虚拟武器。在人工智能泛化的智能化战场上，实体武器与虚拟武器兼容并蓄、交互作用，并以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方式加以部署，给指挥员造成决策困境。2008年8月的俄格“五日战争”，俄方在大规模地面作战行动前一日，运用僵尸网络武器将格鲁吉亚与外界孤立，并对格方政治人物发起网络轰炸，有效保障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行动。

场域之“虚”。继制海权、制空权、制太空权之后，智能科技所引燃的火花正在将战争引向“制智权”，认知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美海军提出的“决策中心战”概念，就是运用模块化、马赛克式的兵力部署将指控中心和作战单元“去中心化”，以物理域部署之“实”，制造认知域之“虚”，使对手难以应对。2015年俄罗斯武装介入叙利亚冲突之前曾以“中部－2015”战略演习为掩护，隐蔽完成含50余架战斗机在内的兵力部署，在物理域战争爆发之前，率先攻击对手的认知域，俄军运用认知遏制的手法，有效达成了战略和战术欺骗。

模式之“虚”。现代战争模式伴随着信息科技和智能技术发展而日益宽泛，不再局限于以硬攻击、暴力摧毁为主要模式的消耗战和歼灭战，更加倾向于采取在实的场域用虚的方式、在虚的场域用虚的方式、在虚实交互的场域以虚实交互的方式等来对抗较量，如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等。在2021年5月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对哈马斯武装控制地区实施“预告式”空袭，采取事先“打电话通知”的方式，完成心理战术输出，以富有韧性的心理攻势瓦解哈马斯武装力量心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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